在浙江杭州，城西科创大走廊绵延39公里、覆盖400多平方公里，如同一把“创新之钥”。这里已累计诞生企业超14万家。
打通这样一条大走廊并不容易，怎么避免资源碎片化，让科技创新政策打破行政壁垒、全面落地实施？《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条例》从地方立法层面打破行政区划等条条框框，聚焦体制机制、科技创新、人才服务、产业发展等方面，以法治为改革创新保驾护航。
为一条科创廊道立一部法，不光让发展建设有了一部“保障法”，更让创新策源有了一部“促进法”。这充分表明，良法是善治之前提，以立法之力破发展之题、应民生之需，能为提升治理能力、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
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，具有根本性、全局性、稳定性和长期性特征。2015年立法法修改，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，全国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主体从之前的49个较大的市增加到目前的289个设区的市、30个自治州和4个不设区的地级市。10年时间过去，如今各地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开展立法工作，对于解决好法治通达群众、通达基层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功不可没。特别是，过去那种过度依赖“红头文件”开展经济治理的模式，如今已经更多地转变为运用法治思维、法治方式，越来越多地方通过立法将经济工作纳入法治范畴。
地方立法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“推进器”作用，关键就在于它通过确立和实施稳定、公开、规范的制度机制，确保各类经营主体在法治框架内活动、各类创新和交易在法治轨道上运行，以法治的稳定性、确定性增强了经营主体预期的确定性、行为的规范性。
法律是经验的总结、规律的反映、社会的共识。比如，江苏常州近年光伏产业、新能源汽车等发展亮眼，当地制定《常州市新能源产业促进条例》，从法治层面为发展新能源产业提供助力，向全社会传递了当地发展新能源不是“一阵风”，而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清晰信号。
由此而言，地方立法工作能否激活固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保障作用，取决于它是否适应当地社会生产力、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要求，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。
强调共性，也要兼顾好个性。面对我国人口众多、地域辽阔、区域发展不平衡、各地情况差异大的基本国情，立法工作既要坚持全国一盘棋，同时也要因地制宜为地方改革发展留下充足空间。《台州市促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规定》为“三农”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护航，《惠州市西枝江水系水质保护条例》为守住绿水青山提供法治保障，《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条例》让优秀历史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、传承和发展……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立法，因地制宜聚焦解决本地区的特有问题，为法治护航经济社会发展写下生动注脚。
不难发现，提升地方立法质效，必须坚持问题导向、需求导向，针对问题立法、立法解决问题。地方立法理应紧贴本地实际和群众需要，发挥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，调动地方改革发展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。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。脚踏实地、扎实细致、精益求精地做好立法工作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有了坚实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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